報導說,「橘色惡魔」的全球品牌力讓人更加深印象是去年10月10日台灣國慶日的「日台友情年」活動。
三是重申「依憲治國」及建立「法治政府、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決心。因為「一帶一路」遭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抵制,中國也已經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胡星斗現任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以大力主張擴大和深化改革開放而聞名。鑑於釣魚台、南海諸島的爭端經常導致中日、中國與東協一些國家關係的緊張,建議回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既定方針。胡星斗並對第10點補充說,如果沒有全球市場經濟、二戰後世界秩序的建立,而讓計劃經濟、管制經濟、極權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盛行並主宰世界,「中國哪有改革開放的機會?對誰改革開放呢?」。一是重申堅持中共11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與方針,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胡星斗在這10條建議的前言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八是鑑於南海島礁建設及中國的強大,導致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和「印太戰略」的實施,嚴重妨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行,建議暫停相關建設,避免潛在的軍事衝突。五是重申徹底否定文革的態度,改變鬥爭思維,回歸和平和諧的理念,改變發言人、特別是外交部門發言人的「紅衛兵戰狼」形象,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溫柔敦厚、謙謙君子、開放包容」的大國風範。丹尼試著向我解釋,他那一長串的疲憊和消化問題,以及尋找解決辦法的歷程。
可是丹尼厭惡自己的身體時,極少是因為種族,也不見得都出於衡量自己的男子氣概。然後他轉回來再度看著我。丹尼討厭自己的身體,是因為身體要求他餵食、清洗,而丹尼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哲學藝術方面的事情想做。四分之一人生,該是人們有意識地與身體建立親愛關係的自然週期,會對身體的「缺陷」及其「未能」執行或保護表達寬恕。
你的身體和『你』是分開的、是你的『僕人』嗎?還是說它是你的另一面,可憐兮兮地被你用牽繩拖著走,你還大聲吼它、罵它?」 「該死的。」就連談論這些事,他都看起來疲憊不堪。

像丹尼這樣的人,難以完全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與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性別期望,他們身上這種想法可能更為明顯。」丹尼把頭靠在椅背上,眼睛閉著。丹尼膚色淺卻有非洲拉丁裔血統,當各種膚色的人問他「你是什麼人?」的時候,他時常咒罵人們想迅速進行種族分類的欲望。通常這代表不認同父權社會與白人至上主義的價值觀—這些是有毒的觀念,卻一點一滴地教導大多數青年,他們的身體在大小、形狀、膚色、能力或部位上有些問題。
文:莎堤雅.道爾.碧阿克 我們到底在這世上做什麼—丹尼 「可以的話,我想我會一直睡下去。比方說,哪些是為了持續成長所需的,而哪些只是強加的性別期望。「你有注意到,你對待自己的身體就好像對待僕人一樣嗎?好像『你是』」—我在空中比了一對引號—「老闆,它應該在你說的時候照你的指示去做,不許問問題?」 丹尼對我揚起眉毛、皺起鼻子,一臉疑惑的樣子。丹尼想當作家,我知道他床邊有兩疊書,他想在年底前看完。
只是有時候,可能是先憎惡身體才聯想到那些詞彙和觀念。現在是下午一點,我懷疑他沒吃東西。

「我的身體就是很醜,而且沒有男子氣概。「有個醫師覺得,這一切很可能是我在旅行時染上的寄生蟲造成的。
嗯,聽妳這麼一說......」丹尼回視著我,「讓我想到了貝拉娜」—他心愛的貓—「想到她如果受到那樣的對待我就難過。「這是『思想比身體重要』這整個概念的一部分。「可是,難道不是嗎?我是說,僕人?」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了解形而上學,不過我認為你需要問問自己,你的起點和終點在哪裡。在第一次見面時,丹尼向我傾訴了許多事情,包括他患有躁鬱症,因為種種原因導致他一直很難和人約會。」 很多青年對自己的身體以及他們和身體的關係非常存疑。在我們討論自我認同的話題時,通常會插入性別認同及種族認同的問題。
似乎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如何,這些症狀都和丹尼對自己身體的整體感覺息息相關。但我可以告訴你,無論這想法多普遍,對誰都不好。
「老實說,我分辨不出我想要的東西裡有什麼是健康的。」我們剛開始治療的時候,有一天丹尼這樣告訴我。
」 聽到他那麼尖銳的說法,我沒有試圖掩飾自己的退縮。他看見我的反應後,防衛地聳了聳肩,同時更深入地陷進椅子裡。
「我只希望它能照我想的去做,然後別來煩我。「不過也可能是一種沒人可以確定的過敏,或者是自體免疫疾病。這通常跟他感受到的疲倦程度有關,不過也和擁有身體的一般經驗有關係。」 儘管丹尼質疑性別二元論以及強加在男性身上的不健全期望,他還是經常因為自己不如他想要的那麼有男子氣概而感到頹喪。
這些指涉出來的缺陷,都可能會造成無數的心理問題,而這一切都歸因於歷史上一小部分的人,創造出這種有毒的價值體系,並且屹立不搖。」 這一大堆症狀也可能和他的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系統的運作有關,也許他的身體在一次外傷事件或長期的成長壓力後,調節了消化和休息的功能。
而他身體所需要的一切,就像是煩人的干擾若以洪氏這本最新問世的中文譯著《電影的差距》(2023)作為切入點來說明,法國哲學家不止一次重申,哲學之於電影,絕非彼此存在著闡述真理與本體論證等相關的主客階序,而是他往往以一位業餘者的目光或影癡政治學,對於作為學科與後設論述的電影展開各種詰問與挑戰的哲學實踐。
文:孫松榮(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電影創作學系合聘教授) 【導讀】差距作為思想的未來:關於洪席耶《電影的差距》 在過去十幾年來,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 1940-)的名字在華語學術圈如雷灌耳,尤其來自哲學、文化研究及藝術領域的學者對他關於政治與美學著作的徵引、評論乃至詮釋與日俱增。與此同時,更重要的還有,1970年代他思索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與電影思想經典就社會不平等鬥爭、反帝國主義運動、去殖民主義及文化大革命等的可能關係。
相反地,電影之於洪席耶而言,就像同代的其他法國哲學家(例如巴迪歐(Alain Badiou)),自1960年代青年時期開始即為自身重要的藝術與知識對象,他對前衛主義電影、好萊塢電影、戰前的歐陸與日本等國族電影,及戰後義大利新寫實主義乃至各國新浪潮電影如數家珍。綜覽洪席耶一甲子的著述,其中與電影相關的尤以《人民國度的短程旅行》(Courts Voyages au pays du peuple, 1990)、《止於歷史》(Arrêt sur histoire, 1997)、《電影寓言》(La fable cinématographique, 2001)、《影像的宿命》(Le Destin des images, 2003)、《貝拉.塔爾:之後的時間》(Béla Tarr, le temps daprès, 2011)及《電影的差距》(Les Écarts du cinéma, 2011)等書為最知名。對洪席耶而言,電影作為機械複製藝術,最叩人心弦的無不是——如同印象派電影健將艾普斯坦(Jean Epstein)在《早安電影》(Bonjour Cinéma, 1921)中寫道的名言——「電影是真實的:故事即謊言」(Le cinéma est vrai : une histoire est mensonge)。當然,這不意味著他的哲學實踐即能在無視相關領域及學科的歷史、美學及理論之際,長驅直入,穿行無阻。
彼時就在洪席耶出版《阿圖塞的教訓》(La Leçon dAlthusser, 1974)兩年後,他接受《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主編丹尼(Serge Daney)與圖比亞納(Serge Toubiana )的專訪時,一方面論及左翼電影、人民記憶及歷史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批評法國媒體漠視平等影像,但對高達(Jean-Luc Godard)的政治電影《第二號》(Numéro deux, 1975)抨擊左翼謊言與質詢媒介技術等作法讚譽有嘉。至於電影,無論是前衛主義電影,還是類型電影或藝術電影,皆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e)強調故事與情節合理性(muthos)的寓言(fable)脫不了關係。
算算中台相關譯本,如今加起來約有二十本之多,洪氏作品的魅力可見一斑。由此將他視為當今華語學術圈中討論度居高不下的其中一位在世法國哲學家,可謂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這些專著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哲學家斜槓電影書寫,倒不如說是後者作為前者思想體系的核心構成之一,互為表裡,體大思精。若以《電影寓言》這本尚未有中文譯本的代表作論題貫穿其他多本電影論著為例,對洪氏而言,電影乃是自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運動以來啟動於繪畫與文學的藝術美學體制(régime esthétique des arts)之產物之一。